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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贤宗

简介:

毕业于闽南佛学院本科、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浙江香海禅寺方丈、嘉兴佛教协会会长、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姓名:释贤宗

国籍:中国

民族:汉

籍贯:福建省福安市

生年:1970年

信仰:佛教

职业:浙江省香海禅寺方丈

著作:《闭上眼睛才能看清自己》;《慈悲》丛书;《洗心禅》丛书



简历:

1983年,于支提山华严寺出家。

1985至1986年就读于福建佛学院预科班。

1987至1991年就读于闽南佛学院本科班,获本科学历。

1991年于莆田梅峰光孝寺受具足戒。

1996至2004年,受聘于普陀山佛学院,历任班主任、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评为全山模范工作者。

2004年至今,驻锡香海禅寺。

2008年至今,任嘉兴市佛教协会会长。

2017年至今,任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经历:

释贤宗:我与改革开放40年

 

我生于1970年。

有幸经历了中国高速发展并创造奇迹的时代,我的人生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也许大家会想,一个和尚和改革开放能有什么关系。

我虽然是一位出家人,但改革开放对我人生影响是巨大的。

 

小庙里的童年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

我就是庙里的那个小和尚。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能我现在还是福建农村山里的小和尚。

 

40年前,我还是个小孩子,只有八岁,生活在福建乡村的一个小庙里。

我出生在福建省福安市下面一个小村庄,当时只有不到三十户人家。爸爸是军人,因为当兵转业后不愿留在部队,没有分配就回了农村老家。我妈妈在文工团工作。

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发生在四岁。

妈妈生病,家里有四个孩子没人照看,爸爸就把我送到我伯父那里。伯父在福建山里的一个小寺院里做住持,我就跟着他住在庙里,从幼年到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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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中国,还是很贫穷的,乡下小庙的日子更清贫。

中国1978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55美元,而全世界最穷的非洲国家,都已经达到499美元。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在20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三。

这些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数据,但和我这个八岁的山里小孩子没多大关系。

人在幼年时是体会不到贫富差别的。我虽然住在庙里,感受到的却是普爱。

 

从前在福建乡下,有些老人会选择到寺院里去养老。儿子会定期给他送粮食,他就带这些粮食住在庙里,帮寺院劳作。我伯父庙里当时有三十多个老人家。

哪个老人有什么好东西吃,都会第一个把我叫到他房间里。那时物资非常紧缺,需要公家供应,要粮票买,冰糖、红枣、橘子、还有大白兔奶糖,这些东西都非常珍贵,而我基本上都吃过。

在这样普爱的环境里长大,并没有觉得从小离开父母是一种失落。

虽然我也可以回家去,但一回去,寺院里的老人就跑我家里来,做我爸爸的工作,要想办法把我弄回庙里。而我也更愿意回到寺院里。

 

我读小学的地方离我住的寺院大约有两公里,要翻两座山才能到学校。

小时候,我最喜欢交往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三百多本小人书。

在那个知识和信息都落后闭塞的乡村,对我来说,小人书是唯一的精神食粮。

他把小人书借给我,让我拿回家去看。还给他的时候,原来有破损的地方我就把它补起来,这样他就会再把不同的小人书借给我,所以他家的小人书我全都读过。小人书读完,就读《岳飞传》,还有《杨家将》。

读完同学家里书的时候,我也度过了我的童年,结束了小学生活。

 

支提山的出家生活

我十三岁那年,也就是1983年,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首批全国重点开放寺院,福建支提山华严寺就是其中之一。

我出家的地方就是在支提山华严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恢复落实宗教政策,我可能会一直在福建乡下,也不会有到华严寺出家的机会,更不会有后来到大城市求学的机会。

 

佛教有一部经典叫《华严经》,里面讲到中国有两个菩萨道场,一个在五台山,一个在我出家的那个寺院,这两个山都叫金刚山。

支提山上物资很匮乏,整个冬季都没有蔬菜,下饭菜只有咸菜头。但我记忆里的支提山却很美好。虽然山上有很多野兽,但也有很多山果。

山上有野生荔枝,野生白皮猕猴桃,野生香蕉,野生板栗。板栗采起来不容易,刺很多,还要用石头敲,敲完后手都破了。弄板栗不容易,但寺院里唯一的零食就是板栗。

有次我跟另外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和尚上山去砍柴。发现一棵特别鲜美的杨梅树,颗粒大、又甜,看着就让人流口水。我可能是吃到了这一生最好吃的杨梅。

那时我只是十多岁的小孩,寺庙生活也没有觉得艰苦,回忆起来都是吃野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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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提山上的生活主要是劳动。

寺里六十多个出家人组成一个生产队。我也是生产队成员之一,干一天活可以得六工分。

我们寺里的出家人在山上开了一条公路。从寺院到一个采木材地方,筑出一条公路。支提山太高了,没有车,买东西都要到山脚下。修路用的水泥、沙子都要到山下去挑。我记得挑二十斤沙,挑到山顶上要一天,二十斤到山顶上感觉就变成了两百斤。我们在山下买了一台拖拉机,是用了八个人从山下抬上来的。

在修公路过程中,我可以用我们现在寺院里最大的碗,吃满满的两大碗米饭。十三岁的小孩吃能那么多饭,真的想都不敢想。

 

寺院里有十几个小师父,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十二、三岁。我不爱跟年龄相仿的师兄在一起,会找寺院里当生产队队长的师父玩,他是我们认为修行最好的师父。

每到下雨天不劳动的时候,我就跑他房间里,听他讲佛教的故事、修行的方法、古代大德的公案。他每天在房间里礼佛,我也跟着他学习在房间里礼佛;他每天打坐,我也跟着他在房间里打坐。因为跟他走得近,我受他影响很大。

我小时候就养成了这样一种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我当时的行为习惯,如果按照出家人的标准,是一个非常修行的小师父。

每天晚上做完晚课,我都会回到房间去诵经、拜佛,自己一个人修行到很晚。

 

考入福建佛学院

而后,我考进福建佛学院预科班。

福建佛学院也是在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后创办的,建校时间也是在1983年,属于省级佛教院。

记得当时准备考试,我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背历史、地理、语文,很多不同的知识,求知的兴趣很强烈。

到了佛学院后,班上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有的大一岁两岁,有的大十几岁,我是最小的。在佛学院学习期间,每天都会写日记,每天都会坚持自己原来在寺院里修行的功课:诵经、礼佛。

佛学院楼上有个佛堂,每次晚自习后,我都会到佛堂去礼佛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回寝室。可能佛学院这么多同学中,我是唯一每天坚持这样做的学生。

我感到:如果坚持自己人生的信念,对未来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把这个信念放弃的时候,所拥有的那种生活、那种让人坚持和指导人生活标准的东西就丧失掉了。

 

当时我的教务长是智敏法师,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老,修行非常精进。

我在佛学院两年多时间里,看见他早上三点钟准时起床,开始做功课,诵经一直诵到六点,晚上基本上在十点之前都没有睡,每天如此。

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难道不会有感冒,不会有不舒服?肯定会有的。可他从来没有停歇过。他诵经的时候有一个铃在那里摇,念得非常快,是密宗里的一种修行方法,声音从来没断过。

这种精神启示着我。如果我做事情的时候,能从始至终有坚持的习惯和毅力,没有什么事情会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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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受智敏法师的感染非常大。

他教的是《俱舍论》,选用的是最难懂的一个版本。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不懂的,我们就到他房间去问他,他都会非常客气地回答。被别人打扰修行是很不舒心的事,但他总是非常高兴地给人解决问题。

这就是一个修行者非常慈悲和悲悯的精神。

我现在做事情时,很疲惫的时候,就会想到智敏法师的形象和接人待物,就感到他是我一生要学习的榜样。如果他的精神我能继承百分之一,没有事情是困难的。

 

闽南佛学院求学

在福建佛学院读完两年预科后,我考入闽南佛学院,读了四年本科。

1985年,宗教政策重新落实后,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新加坡宏船长老、妙湛老法师的筹办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停办长达48年之久的闽南佛学院得以复办。十六岁那年,我有幸成为闽南佛学院第二届本科班的学生。

在我求学的年纪,赶上了改革开放文化上的复兴。整个80年代,学习氛围很浓。社会上有各类的学习班,夜校;我们佛学院里除了常规的宗教类课程,也开设了传统文化、书法、历史、文学、太极拳等丰富的课程。同学们求知的劲头很足。

我的求学时光一直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环境的开放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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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普陀寺地处厦门闹市区,这边是闽南佛学院,另外一边就是厦门大学。在闽南佛学院求学时,感受最深的就是厦门大学的毗邻。

我在闽南佛学院读书时创造了好多个第一。到厦大图书馆办了第一张出家人的借书证,也是第一个在厦大阅览室里读书的出家师父,还是跟厦大教授、学生来往特别密切的一个师父。

我跟厦大来往最多,受他们的影响也最大。跟这些老师、同学来往的时候,他们所讲、所讨论的东西,都是我急于想了解的,不懂的我就去图书馆借书看。

因为这个原因,我读了很多很多世界名著,《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等等,这些名著基本上都在那时读的。那时还喜欢读金庸小说,现在书房里还有一套《金庸全集》。

 

闽南佛学院执行的是寺院规矩,很严格,晚上九点以后就不能出门。

我就趁周末的时间到校外去学英语,把《新概念英语》三册差不多学完了,《许国璋英语》也学过,虽然现在全部都还给老师了,但出国的时候还可以找人问路。还学了日语,到现在我还会背日语“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还偷着学过吉他。

那时候真的是兴趣特别广,对知识是如饥似渴地想去吸收。

 

从普陀山任教到香海寺实践

闽南佛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宁德市佛教协会工作,负责协助编纂地方志里佛教寺院相关的部分。

1996年,我受聘到普陀山佛学院教书。教书的过程中当了好几届班主任,后来又分配到办公室、图书馆,还做了三届招生办负责人。

我在普陀山佛学院做了八年佛教教育相关的工作。在教书的过程中,我对佛教的未来、以及佛教如何参与共建和谐社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实践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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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开始负责重建浙江香海禅寺。香海禅寺地处浙江桐乡,虽然是在一个小镇上,但交通便利,周边城市的商业都十分发达。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平均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6%,这是整个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之初定下的20年“翻两番”的目标早已实现。

香海禅寺地址所在的濮院镇,在这十几年的光景里,从一个以桑蚕养殖为主业的农村发展成为一个以纺织商贸为主业的小规模城镇。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十分可喜的。

商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社会风气的浮躁与人心的焦虑。

我来到香海禅寺后,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如何通过寺院这个平台、通过佛教文化的方式,为更多人提供心灵上的帮助。

 

我的成长受益于改革开放。

因为改革开放,我才有机会到佛学院去受专业系统的佛教教育,也得以有机会在厦门大学开放的学习氛围里学习各个不同专业的知识文化。

改革开放我最大的体会是:学习是终生的志业。

香海禅寺在书籍的采购方面花了很多精力。我们把买来的书送出去,开办“读书会”,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大众的阅读习惯。不管以前接受多少教育,不管以前的学历是什么,读书都是最好的提升。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香海禅寺不仅要建成一座寺院,更要建成一个开放的大讲堂,一个大众可以坐进来学习知识的地方。

十四年来,香海禅寺在省、市各级相关部门的关怀与支持下,通过开办“禅修班”、“读书会”、“国学讲堂”、“禅商学院”等等方式,践行着佛教与传统文化的推广工作。不仅是推广香海文化,而是要推广真善美的东西,缓和大众的焦虑与困顿,让浮躁的人心得以安放。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与中国社会和谐共生。

古代中国,北魏孝文帝开凿云冈石窟、唐代武则天开凿龙门石窟,都是通过佛教文化的传播来缓和不同民族与阶层的矛盾。当代中国,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佛教在人民生活中都能起到缓解矛盾与抚慰人心的作用。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里,佛教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落实和完善宗教政策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的颁布与实施,规范中国宗教工作的同时也为中国宗教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充分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40年来,我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自我学习和提升;在未来,会继续加强香海禅寺的佛教文化建设,对促进中国政教和谐,推动宗教领域国际友好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释贤宗

2018年7月

浙江 嘉兴 香海禅寺